乐鱼体育- 乐鱼体育官方网站- 世界杯指定平台LEYU SPORTS知识产权：生物医药业的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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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9年起，国家发改委组织实施了生物技术产业化专项，之后，国务院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9年前后，国家又出台了《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正式出台，生物产业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新一轮生物产业发展热潮。生物医药产业是生物产业的重要部分。可以说国家在政策上是极为关注生物医药领域的自主创新发展，但是行业的发展速度尚不尽如人意。

　　林晓红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与国内的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现状息息相关，“这两年，总体而言虽然数量有所上升，但还是不算太多，因为整个国内的产业现在刚刚进入上升期。”在林晓红看来，相对国外同行，国内大多数企业的研发力量不够强，大多数是在进行仿制药。自主研发的能力不够。与国内相比，国外的药厂自己会有一整套知识产权的战略，而国内尚未达到这个层面。一方面有资金的问题，因为医药的研发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物力，而国内的大多数药厂规模都较小，还无法在这一领域投入太多的资金进行研发；另一方面是国内的某些企业有些短视，往往认为与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不如直接生产一些仿制药品更容易实现。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分析师郭凡礼认为，虽然生物技术的研发存在着高风险，但是相应地，高投入也会带来高收益。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缺乏创新能力，大都以仿制药为主，造成同一产品有多个企业同时生产，投资风险降低的同时，也令其利润跟国外相比大大降低。郭凡礼说：“政府的政策偏向为生物医药企业带来很大的帮助，但这并不是生物医药企业成功的关键，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尽快完善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只有在制度上落实，才能助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良好稳定的发展。”

　　京天成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裁孙乐介绍说，由于在化学合成制药领域的研发投入相对少一些，可能一两百万元就可以产生一个项目并出结果，所以在这个领域，一般都是在做仿制药。但是在生物领域，动辄一个项目都是几千万元的投入，风险太大，因此“现在我们这些成熟企业想做盗版的越来越少，因为不敢侵权，如果抱着这个想法，一旦被发现，那么我们投入的人力物力就全泡汤。而且我们的投资者在对我们的项目投资之前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调查，看一看我们做的项目在知识产权或者专利上有没有问题，确定没有问题才会进行投入。”

　　孙乐认为，原则上自主研发能力强的企业，申请的专利就多一些，但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特点，所以在早期研发上可能自主开发的比例更高，而到了后期的时候，因为在临床等很多不同环节上有不同的要求，可能会有引进别人的专利技术来完善整个项目的最终结果。“同时，科研经费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过这在国内一时半会儿无法改变，因为国家的经费一直以来就是比较多地投给学校或者科研院所，所以我们只能申请中小企业的创新基金，像我们去年就申请了一笔创新基金，在北京市科委拿到了一些项目。”

　　林晓红介绍说，医药领域的专利申请和其它领域的不同，从研发申请专利到上市，当中还有大量的临床研究、审批报批的工作要做，因此一个周期往往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有不少专利到手后，等到可以产业化推向市场时，“专利期已经没剩下多久了，因此就需要再去办一个延期。”从这个层面上看，林晓红认为申请专利的时间长短，对于医药企业而言意义并不大，国外的医药企业往往希望专利不要那么早到手，因为“国外有些企业一个专利包里有几百个专利，需要企业付出的年费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针对有企业抱怨的专利申请过程中将配方公开，林晓红解释说：“这是一个必需的流程，不向公众公开就无法给专利换取保护，国外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不能说是专利申请的程序有问题，而应该注意公开后的执法环境和司法保护力度是不是跟得上。目前国内在执法上或许稍欠力度，比如对仿制药的管理，原则上讲，仿制药肯定是有侵犯知识产权的，但是具体个案要具体分析。专利法中存在一个强制许可的条款，就是说如果你的药品深刻地关系到民生问题，但是作为研发方又不愿意让你国内药厂来生产的时候，国家可以通过这个条款来让本国的药厂生产这一药物，但是药厂也是需要向国外的研发方支付专利费用的。只是目前国内并没有真实地执行过这一条款。”

　　她介绍说美国曾经研发了一种专门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有较好的疗效但是售价昂贵。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病情比较严重，因此对此项药物有较大的需求，但是在经济上又承担吃力，因此要求研发方能够共享这个药物的产权。而药物公司自己投入了大量的成本研发，当然不会接受共享的要求。于是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就开始仿制这个药物，“仿制一个新药只需要对药物进行一个解构，在技术上实现的话并不难。结果就是生产这种药物的公司最后花了大力气，却只能在有限的几个国家里收获利益，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花大力气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这样做对这家研发企业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但是由于艾滋病是全球都需要面对的所谓世纪绝症，话题敏感，而且超越了医药医疗本身，因此最后这家公司也只能是当作奉献了。如果是其他领域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治疗癌症的专用药，公司就会一告到底的，一般来说美国政府也会支持公司去告，去维权。”

　　林晓红说：“相比之下，国内不少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在开发上做得很多，投入也很大，取得的成果也比较多。但是在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专利又存在着一个转化的问题。很多学校的教授进行研发的目的，感觉就是为了在学术上获得一个认可或者证明，很少有考虑专利的商业化转化的，我接触过很多的申请机构都是这样，很多专利最后都只是专利，并没有转化成产业。他们当中有的是不知道如何转化，有的是根本没有打算转化，不管是哪一种，这都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现象。”

　　鲁白则认为国内生物医药领域存在几个短板，导致了国内自主研发的专利成果很难形成产业化：“是在产业和科学研究中间没有过度段，政府需要投入一些工作来刺激科学研究中的创新产业化。比如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首先是缺乏人才，尤其是高端的、具有领导能力的医药人才。其二中国现在对基础建设的投资比对研究多，但是基础建设中那些设施设备总会老化，这个最终也会影响到整体的科学研究能力甚至最终影响转化结果。第三是中国药监局的审批太长了，虽然说现行中国药监局的审批流程基本上都是学习了欧美药监管理机构经验，但是也需要考虑到国内的情况，进行一些微调。”

　　此外，我国目前生物医药的研发主要以仿制为主，根据我国国情，生物医药企业普遍生产规模小，科研技术水平落后，而模仿则是缩短研制周期和缩减研发经费的绝好方法，也是我国生物医药业发展的必经历程。因此，尤其可以注意一些竞争对手拥有的、自己难以突破又不急用的专利技术，可以静等专利期满成为公有技术后再加以开发利用；或者及时跟踪发现与自己企业有关的专利是否有过期的可以为己所用。对于整个行业而言，不仅要善于模仿，更要鼓励在模仿基础上的创新。只有通过创新获得拥有专利权的技术，才有可能具备抵御发达国家同行业竞争的实力。

　　林晓红认为这是国内药厂应该注重的一个领域，“如果你从头开始做研发的成本与投入太高的话，或者说新的化合物药研发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围绕着某个你所关注领域的药品进行开发，比如在剂量上、与其他药物的搭配上，或者从原来的口服转为针剂等多个方面进行二度开发，同样可以申请相关的专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研发过程，需要注意更多的法律问题。但是对于国内目前规模较小、资金有限的药厂而言，这是一个比一味生产仿制药更好的发展策略。但是这样的就特别需要事先获得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与支持，以避免侵权的风险。”

　　曹小姐表示，虽然美国的企业拥有强大的财团支持，但它们同样注意在这方面的工作，比如“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都是有期限的，比如作者死了100年后就不受保护了，作为人类共有财富大家可以免费使用了，因此产生了一些老药新用的问题。比如阿司匹林，最近发现了很多新的功能用途，但是制药公司不愿意在其他新的方面投入研究和商业用途，因为这些老药已经过了知识产权保护期了，投入了人家也不承认是你的专利，这样就赚不到钱。所以国外现在有一种做法是，当老药的保护期快到时，公司一般稍微修饰一下基因，再重新申请，然后就又可以卖得很贵了。或者有的制药财团会资助一些实验室和医生，让他们做试验证明新药更有用，然后继续申请、赢利。日本同样也是不断地对引进技术加以更新、改进，从而围绕外国的基本专利，衍生出许多带有日本特色的从属专利（依存专利），人称蚕食政策，使自己成为世界公认的专利大国之一，日益积累的巨大专利数反过来又为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我国医药企业应学习日本的经验，在仿制过程中，融合自己的优势，在创造中获得自主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