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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7]。萧伯纳在《鳏夫的房产》中用生动的笔触尖锐地指出了中产阶级手中的金钱来自的剥削与欺诈,中产阶级温情脉脉的爱情面纱背后是充满铜臭的金钱交易和自私自利的权宜之计,温文尔雅的上流社会绅士在时机成熟时也会与房地产商沆瀣一气,做出人所不齿的诈骗勾当,真实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和当时社会道德的堕落,传递出作者希冀恢复“理想的社会状态”的伦理关怀。
本来屈兰奇与白朗琪两人的婚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屈兰奇意外得知了萨托里阿斯的钱财全来自其在伦敦贫民窟出租房屋所得的租金,屈兰奇又惊又气,心底里那份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责任感被激发,便毫无遮拦地指控对方,并自以为是地称自己的收入都是靠利息来的,不是靠房租来的时候,萨托里阿斯却“胸有成竹”地说道,“是啊!你的抵押品就是我的房产啊!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吧,我用压榨、恫吓和威胁的手段强迫房客们缴纳租金……但是我每年得必须先付清你那七百磅的利息……我替你做的事也就是李克奇斯替我做的事。他和我同样都是经手人。你才是东家呢”[3]49。明白了“事实”真相的屈兰奇,虽然对自己理想幻灭尽量装出泰然处之的样子,也只好自嘲地称自己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半斤八两”[3]51,并主动向对方伸出手去说“看样子我们都是同路人,请你原谅我这样无理取闹吧”[3]51。屈兰奇与白朗琪的关系由简单的爱情转向了金钱利益,他一开始义愤填膺为穷人打抱不平,甚至毅然决定宁愿解除婚约,也不愿让萨托里阿斯的脏钱玷污他的生活的屈兰奇,在被萨托里阿斯说穿他的主要经济来源也并不是那么干净,且白朗琪也与他解除婚约后,他陷入了一种尴尬的伦理身份之中,他和萨托里阿斯之间也由原先他认为的岳父女婿的亲人关系瞬间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了。在第三幕里,屈兰奇更因共同的金钱利益,同意与萨托里阿斯一道策划利用政府改造城市旧区的公益事业计划,搞虚假装修,将贫民窟破房乔装成模范住房,以此向政府榨取赔偿金。屈兰奇医生最初虽然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对,但他仍禁不住萨托里阿斯的又一番“雄辩”,以及为了缓解他和萨托里阿斯之间尴尬的伦理关系,拯救自己的爱情,最终默许了他的加盟。此举不论是否出于他自身的意愿,他的伦理身份由此发生了改变,他由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全然放弃了原有的道德价值观念,一步步走向与自己开始时所厌恶的现象同流合污,真正成为剥削者的一员。
【摘 要】萧伯纳的戏剧《鳏夫的房产》以上流社会青年医生屈兰奇和资本家女儿白朗琪的婚事为故事主线展开,展现了屈兰奇在遇到人生重大事件婚姻和财产收入时所面临艰难的伦理选择以及尴尬的伦理身份。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主人公屈兰奇所处的伦理环境、他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身份,探究其作出艰难伦理选择的原因。借助戏剧为载体,萧伯纳真实地表达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传递出希冀恢复“理想的社会状态”的伦理关怀。
事实上,《鳏夫的房产》并没有对屈兰奇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予以细致地描写,但从对人物的描写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不难看出,屈兰奇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母亲没有爵位,他必须要靠自己谋生,但他有一个姨妈洛克斯台尔夫人是一位有身份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萨托里阿斯才会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另一方面,《鳏夫的房产》故事背景是维多利亚时期,这一时期英国处在工业革命的顶峰,繁荣的经济外表下有着另一番景象。工业革命使得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工人阶级被无情剥削,为了追求财富,很多人干着非法的勾当。剧中绅士萨托里阿斯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低价买入破旧的公寓房子,然后“一间或半间地出租给人家,有的房间甚至于隔成四小间租出去,房租按星期收……这种房子的房租是按平方尺计算的,一间一间地租给人家,收到的租金比公园街的大公馆还要多”[3]37,萨托里阿斯靠着这些房产的租金发了大财,然而租房子住的穷人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剧中并没有对穷人的生活予以正面描写,而是通过收租人李克奇斯的嘴中说出,“那楼梯实在太危险了:一共只有三级是完整的,而且没有扶手……这座楼梯有三个女人从上面掉下来跌伤过……这里面(指租金)没有一分不是孩子哭着要买面包吃的钱。可是我替他收来了——从穷人身上压榨、逼迫、威吓出来的”[3]35-36。当时社会底层阶级就是住在这样的贫民窟里,孩子们没有面包吃,而像萨托里阿斯这样成千上万的新兴资产阶级还在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屈兰奇之所以会两次都做出这样的伦理选择,一方面是自身经济条件限制的缘故,700英镑利息是他很大部分的生活来源,他没办法失去它;另一方面便是他懦弱、缺乏主见的性格导致的。戏剧的前两幕中,他表现出一副正义的形象,不愿为资产阶级黑暗的形象所笼罩,独自捍卫着自己的道德操守。他缺乏对事物的深刻认知,作为一位出身于没落贵族的青年,他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善于去探究自己生活的来源。随着剧情的发展,他和白朗琪匆忙地订婚,然后在得知萨托里阿斯的财产来源后又提出解除婚约,屈兰奇对穷人表现出的同情的程度似乎超过了他对白朗琪的爱情,第三幕屈兰奇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自己对婚姻问题的看法,从拒绝与白朗琪结婚转变为同意与白朗琪结婚,这种反复无常的变化,说明屈兰奇没有坚定的人格信念,是一个不能够自我决定,没有自己主见的人[6]。屈兰奇一步步走向与自己开始时所厌恶的社会环境而与丑陋、虚伪同流合污。他感知自己的命运与别人无异,选择成为普罗大众中流行的那一类并最终融入肮脏的社会。
萧伯纳认为戏剧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社会的问题,而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人们道德的堕落,若想恢复“理想的社会状态”,当下需要做的事情便是摧毁虚伪的道德价值[1]30,因此他的戏剧还有着巨大的社会教育作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透过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读者能更加客观地看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面貌,更深入地了解屈兰奇当时的伦理环境和他所面临的“艰难”的伦理选择,更能体会到萧伯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希冀“理想社会状态”的伦理关怀。
除了物质层面的贫富差距较大,当时的社会道德风气也让萧伯纳憎恶不已——社会上虚伪的伦理道德盛行,剧中的萨托里阿斯就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萨托里阿斯在旅馆第一次见到屈兰奇和高坎时,对他们的态度是傲慢且冷漠的,但当高坎故意问屈兰奇有关洛克斯台尔夫人的事情的时候,他瞬间就变得和颜悦色起来。剧中人物李克奇斯是他的雇员,每月为他收取贫民窟的房租,但当李克奇斯为穷人修房子付了钱以后,萨托里阿斯异常愤怒,以粗暴的态度对待李克奇斯,并将其解雇。戏剧性的是李克奇斯被解雇后不久发了财,成了有钱人,当两个人再次见面时,萨托里阿斯则开始用恭敬的态度对待李克奇斯。由此可见,在萧伯纳描写的这样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金钱和财富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人源自文库对他人的态度也以这个标准为依据。当屈兰奇得知萨托里阿斯收入来源指责“你的财产都是用压榨、威吓以及各色各样卑鄙、残暴的手段从一伙穷得难以活命的人们身上搜刮下来的”[3]47时,萨托里阿斯却用看似无可辩驳的伪善的生意经让屈兰奇无话可说,“这些穷人不配住像样的房子啊......人穷的时候,不管你多么同情他们,你也帮不了他们的忙,从长远着眼......我情愿积点钱来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另外准备些住的房子”[3]49。萧伯纳创作的萨托里阿斯这个厚颜的生意人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英国资产者精心粉饰的本来面目,崇尚虚伪道德的剥削者。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下,尚有一丝同情心的屈兰奇也因经济状况的缘故,很快便低头向现实屈服了。
伦理选择即人物在面临人生重大事件时所作出的社会性选择,剧中屈兰奇遭遇了两次“艰难”的伦理选择,并让自己陷入了尴尬的伦理身份中。第一次是在萨托里阿斯的别墅里,从李克奇斯口中无意得知萨托里阿斯的钱财全来自其在伦敦贫民窟出租房屋所得的租金时,他显得愤愤不平,而且他一想起没有办法阻止这种事情,就感到无限的愤慨。他也因为不愿让萨托里阿斯的脏钱玷污他的生活而宁愿解除婚约,而当萨托里阿斯指出:”你的抵押品就是我的房产啊......由于我的房客全都是穷人,我要担很大的风险,你却趁机以高的可怕的七分利从我身上榨取利息,逼得我不得不把我的房客榨取得干干净净。然而屈兰齐大夫,你却不假思索地出口伤人”[3]50。在萨托里阿斯巧舌如簧的诡辩论前,屈兰奇面临着一次重大的伦理选择——到底是维护穷人们的利益还是自己的利益,令人遗憾的是,屈兰奇幼稚浅薄的义愤顷刻间化解为和解的自嘲[5]。第二次发生在第三幕,当李克奇斯又找到一条发财捷径与萨托里阿斯一起寻求屈兰奇入伙时,屈兰奇最开始也是犹豫不决的,因为他知道这么做本身是有违社会道德的,而且他也不愿意用每年七百英镑这么点微薄的收入去跟他们冒险,“没有用,你这样也说服不了我。你以前和我说过,对我们这些贫民窟的公寓房子心肠慈悲是无济于事的;现在你为了要我给你们的投机事业投资,却反过来利用慈善这个幌子,这也是无济于事的”[3]72。但萨托里阿斯明显是早有准备的,“屈兰奇大夫,你打什么主意与我毫不相干。我很容易在别处找到这笔钱来还清你的借款。既然你打定主意不愿冒险,你可以把你这一万英镑投资到统一公债那方面去,年利是二百五十磅,而不是七百磅啊”[3]72。此时的屈兰奇被萨托里阿斯说得哑口无言,内心对穷人的同情心开始动摇,最后在爱情和利益双重驱动下,屈兰奇做出了与萨托里阿斯他们同流合污的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4]。屈兰奇家境平凡,他本人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衣着随便,行为举止都大大咧咧,不甚讲究,高坎也一直说他“太不机警”了,但他有一位相当有身份的姨妈。而萨托里阿斯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商人,无论是在事务的处理上还是在对语言的表达上都能显示出他老谋深算的一面,特别是在处理女儿的婚事问题上深思熟虑。他在了解屈兰奇的家族背景后,计划自己的经济利益,并将其作为同意婚约的真正目的,有选择性地向屈兰奇介绍自己及其家人。他表面上是当地教区委员会委员,而在背后雇佣李克奇斯作为收租代理人,尽一切可能将自己的黑暗形象掩饰起来,但正如李克奇斯所言:“我从来没有听说他曾经满足过”[3]36,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都表现出其虚伪贪婪的资产阶级人物的形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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